铭心之忆：剪报与往事 百胜证券
文后的图片是1990年12月11日于第一版发表我的一篇长篇文章的截图。在此文中，我破天荒地提出一个当时的逆天之论。
80 年代的国内主流经济学理论，均信奉匈牙利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经济属于“短缺经济”，物价快速上涨原因是商品“供不应求”，即所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这个观点，自 1988 年以来一直写入国务院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似乎是普遍共识。
但是我在 1988、1989 两年，为研究通货膨胀问题而研究了财政部的有关经济报表。我发现许多企业之所以发生资金周转困难，还债难，三角债等问题，是由于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连年上升。
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把这种现象看作个别性问题，即所谓结构问题，产销不对路问题云尔。
但我则意识到，这其实是个普遍性问题，由于大量商品库存积压而导致流动性困难和债务连锁，就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所说的—— “由于生产过剩，市场不足而发生资金周转困难导致的金融危机问题。”
此问题的解决之道，一是必须控制投资，抑制过剩生产力，二是必须大幅度开拓新市场。
于是我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公开发表了这种独特的，然而非常不合时宜的新认知。
此论出后，可以想象，在经济学界顿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我成为了理论公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斥骂何新胡说八道，何新没有资格乱说，何新完全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但是，1991 年 1 月、5 月及 9 月，国务院领导李总约见我，以及数次派人约谈我，我得以面陈关于过剩理论及各国治理之经验。
我斗胆言：当前经济问题，我认为并非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是相反，是生产过剩及产能过剩——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个穷国，过剩论是逆天的。）
所以我建议；须抑制投资过剩，加速资金融通及回笼，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云云。
李总闻之，虚怀若谷，和颜悦色，认真听取，且不时有所记。
当时我仅是新进的一名政协委员，入政协前原职务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副研究员。在经济学方面，我纯粹属于一个非专业”民科”（民间科学家）。
但是，我的有关谬见得到若干中央领导重视，于内刊刊登。其后，得到陈云同志、宋平同志等高层领导的关注，派员聆听或约谈。
此后，我的一些理论及建议乃被国务院采纳，标志是政府工作报告以后不再提“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此后，有关限产压库，鼓励出口，抑制过剩产能，鼓励开拓海外市场，解决三角债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相继出台。几年以后，收效显著，中国经济乃渐次摆脱困境。
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中国经济转型扩张为外向型经济，中国走上了快速富裕强大之路。
回顾往事百胜证券，此乃余平生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之经历，以个人之独见抗衡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界，而竟披靡、折冲之。
但是，此实非个人之能。如果没有国家卓越领导人的真知锐见，破格用人，从善如流，则以我一介布衣，人微言轻，不过渺如微粟，又何有丝毫之能为也？
【 附录】当时在华美国专家的相反建议
（1991 年）当时，领导给我看了一些内部文件，包括国务院发展中心送报的一个材料。那是1988 年前后来华访问的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给中国经济领导人的一封建议信。
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货币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经济形势所提出的看法是，他们都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供给不足，所以开放市场后，发生了物价急剧上涨和经济过热。
据此，他们提出建议就是：加速进行一步到位的、彻底的所有制改革（与后来俄罗斯实施的“哈佛改革方案”以及萨克斯“休克”疗法内容相同），“长痛不如短痛”。
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度的民间储蓄。那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巨额的人民币储备，好比一群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冲进市场，会导致抢购风潮，使物价更快速上涨，则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美国专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1）尽量囤积商品、物资，防止因供给不足而使得通货膨胀形势进一步恶化，应付抢购风。
（2） 多进口物资，少出口商品。
（3） 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货币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的笼子，不要刺激市场消费。
（4） 加速国企的私有化制度改造，加速转型。
（5） 结束外汇管制，放开人民币汇率，让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这些建议都是根据短缺及自由化理论而导出的，与我所建议的全然相反。
记得这一段历史的知情者会知道，基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这一套建议，在 1989-1990 年间，事实上有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采纳了。
而如果当时皆被完全采纳的话，中国经济很难取得后来的辉煌成就。这一点，可以从 90 年代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经济推行自由化后发生的经济崩溃而得到实际的验证。
中国经济奇迹的幕后故事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赵总书记的信）
（1988.6）
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在向您提出几点我相信是中国经济改革现阶段所需的关键几步的建议之际，我应该强调指出：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也不熟悉。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在近几十年中，又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曾经研究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个国家都相信自己的的环境是特殊的。但历史证明，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这些共同因素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重要结论。为简明起见，我叙述一下这些结论。虽然有点武断，然而我相信它们适用于中国。同时，我完全承认其他人远比我更有权来判断这些结论怎样才能最好地付诸实践。
l.结束外汇管制，建立外汇自由市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
三十多年以前，当我给印度财政部担任几个月的经济顾问时．我首次相信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我提出的“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的建议未被采纳。从那时起对印度连续几十年的观察证明：印度随后发生的许多腐败现象、无效率、以及普通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任何重大改善，都直接产生于继续存在的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香港得到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从很早的二次大战后结束后的时期直到现在，不存在任何外汇管制。作为相反的例子，巴西、阿根延和墨西哥这样一些国家发展失败的重要因素就是维持了外汇管制。
2.结束通货膨胀。
结束通货膨胀并避免它的复发，有一种、并且是唯一的一种方法：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率。在中国现在主要是要控制现金数量。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控制货币增长要求限制：(1)由货币创造所支持的财政赤字；(2)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给企业的货款数量，不管这些企业是国营、集体还是个人所有。使储蓄利率和货款利率确实高于通货膨胀率将大大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现在利息率大大低于通货膨胀率，鼓励了无效益的投资．而且阻碍了人民进行储蓄。
3.尽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
许多国家都相信。可以用控制个别价格和工资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这种政策获得成功的实例 , 相反——许多国家通过限制货币而不是实施价格控制制止了通货膨胀。亚洲的一个例子是日本，1973年，当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增长都达到了年率25%时，大幅度降低货币增长率很快就使通货膨胀得到制止。制止、至少是减缓通货膨胀，对于成功地放开价格和工资管制是必不可少的。为了鼓励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抑制生产供过于求的产品，同时用自由市场价格向供求双方提供信息。为了确保能将商品供给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们，自由市场的价格也是必需的。由于结束对价格和工资的控制而出现的一次性名义上的价格上涨不是通货膨胀，而且有利于减少通货膨胀，当然这要继续实行对货币控制的政策。名义价格虽然上涨了，但所支付的实际价格，包括货币、浪费的时间，有钱买不到东西的损失，等等，却下降了。1943年的德国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当时路德维格·艾哈德在一个星期天放弃了对所有货币和工资的管制。他选择在星期天干这件是因为这一天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军当局不办公，因而不能撤消他的命令。而艾哈德确信，只要有可能，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同时，他继续限制货币供应。结果是戏剧性的。价格和工资一下子升高了，但货币变得值钱了。黑市消失了，人们不再使用香烟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这样的商品作为代用货币，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从此开始了 。应该强调指出，当价格工资管制突然解除时，这一步骤的有益效果只能逐渐地显示出来。中国现在对许多产品实行的双重价格体制是对腐败和浪费发出的公开邀请。对原材料实行人为的低价不可避免地导致短缺、凭关系配给和贿赂。结果是原材料被无效益地使用。同样，对最终产品实行人为的低价也不利于它们的生产，并且需要国家进行补贴。放开工资和价格将以有力的一击使这一切全部结束。
4.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
中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成绩。用分散的市场控制取代官僚主义的集中控制的过程进行得越快、越广泛，得到的收益就越大。最重要的是要使对经济活动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收益由私人来承担。这是一种利用每个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安定而改善自身处境所作的共同努力的最有效的途经。很清楚，这就是中国“责任制”的目标，它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应该并能够向前继续推进。
七十年以前，即俄国革命之前，甚至四十年以前，即中国解放前，有能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都合乎逻辑地相信，由为促进人民福利而献身的卓越领导人控制的集中计划，能够比由为了促进个人和家庭利益而进行的个人活动所协调的、显然是混乱而无计划的市场经济产生更好的结果。人们也相信政府看得见的手能比市场看不见的手产生更好的结果。
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再坚持这一信念。道理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主要依靠详细的集中计划的国家能够为它的大多数人民谋得较高水平的繁荣。相反，每一个使大多数人民都达到了高水平繁荣的国家，都主要依赖自由私人市场来协调经济活动。
单单利用市场是不够的。单有私有化也是不够的——正如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和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所表明的那样。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私人市场，这里“自由”的意思是公开竞争，包括国外和国内的各种资源, 特别是，个人或小团伙应能自由创立任何企业，这些企业可以生产和销售任何一种为法律允许买卖的物品。建立这样的企业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如果需要营业执照，那么应该只要付出中等数额的款项即可自动领取。也就是说，如果需要颁发执照，那么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税，而不应看成由政府决定谁可以于什么的手段。
印度的例子再一次表明这一点是何等重要。在批准创立企业、经营旅馆、从事外贸经营等等方面的偏爱，产生了许多富有的买卖人和官员，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穷人。
香港、新加坡、台湾、日本和南朝鲜(全都在远东) 的经验说明，广泛使用自由私人市场使这些国家能够在三十年中达到了美国花费了二百年才达到的成就。亚洲国家已经能从西方经验中受益，已经能借用技术，同时受益于外国技能和投资，因而缩短发展过程。中国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最后，再提醒一句，谨防半途而废！我想起了南斯拉夫的例子。它第一个拒绝了苏联的计划模式，而代之以企业工人自治和有限的私人市场，这使它能迅速地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它停了下来，因为它没有进一步走向私有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它没能使财产权利成为可转让的(可买卖的)。结果是无休止的通货膨胀、社会动乱和经济困难。
中国改革的最初几步已经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只要继续进一步依靠自由私人市场，中国完全能取得进一步的巨大成功！
（原载《改革》杂志1988年第6期）
天牛宝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沪深京行情 实时轮播
热点资讯
